专家视点宋晓梧:产业政策规划应委托给市场主体

发布时间:2016-10-31 09:43

  关于我国结构调整,我认为最核心的一个问题,也是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提出的,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,这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、关键问题。下面我就此问题谈几点意见。

  不能把GDP增长目标当成一个底线

  目前,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增长。而市场结构是客观存在的,一二三产业也好,外贸、投资、消费结构也好,这都是市场本身的结构问题,怎么调整。在保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上如何更好的处理?我认为,从政府的角度来说,保增长不是保短期的一年两年的增长,而是要保证中长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。

  中国这些年改革的发展速度很快,但是积累的问题也很多。现在面临着各种矛盾,需要静下心好好的把扭曲的结构调一调,调整结构不是降速度,而是为了中长期更好的增长。因此,调结构和保增长是一致的。但短期来看,可能和当年的保6.5、保7、保8当年的经济增速有矛盾。所以,应该是保增长服从调结构。

  从我个人来说,我不赞成对保增长提出底线和下限,底线和下线都是GDP指标,按照全国人大通过的“十二五”、“十三五”规划也好,是一个预期性的指标,不是约束性的指标,如果变成底线,到了各地就变成指令性指标,这样就没有给调结构留出充分的空间。因此,我认为,当前经过了经济高速发展之后,把调结构放在重要的位置。

  产业政策应委托给行业协会或社会组织

  再就是产业政策。有人说政府搞产业政策基本没有成功的。比如苹果、微软都不是产业政策规划出来的,在中国也是一样。但是,我觉得政府对于中长期的产业发展,应该借鉴国内外的经验,有指导性的规划。但是,更重要的是市场的创新,确实是企业在市场的第一线,到底什么产品能够促销,哪些符合市场的需求,处在一线的企业最清楚。

  所以,市场的创新、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市场自主发展的过程,当然,在这里脱离不了政府给他制造的宏观市场环境。我想强调的是,政府的产业规划应该更多的委托给行业协会、社会组织。根据国际上的经验来看,如钢铁协会、汽车协会等各种产业协会,对于行业的发展应该比政府更敏感。另外,它都是市场的主体,就是行业企业自己组织,应该更有效。

 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怎么处理好?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地方政府公司化。例如,市县到省都是以完成GDP、投资指标为当年最主要的任务,这样就造成了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短期的GDP增长,搞投资、搞招商引资等种种行为。地方政府公司化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,我认为在“十三五”时期应该把它加以解决。

  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,还要解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关系。我们说政府的时候,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,同时要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,不是要地方政府冲到经济的一线,作为推动经济的主要组织者,如果是这样就有问题。我们长时间形成了这样的路径依赖,如果前一阶段对促进GDP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,现在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转变的时候。另外,政府直接搞经济,容易滋生腐败。

  中国资本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是必然趋势

  在市场方面,企业是市场主体,劳动者也是市场主体。要处理好资本收益与劳动报酬的关系。从长期来看,中国很长时间实行的是低劳动成本竞争,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。但是,到了今天这个关节点,也应该需要改变了。

  有人提到,中国的资本会转移到更低的劳动力成本的国家,比如说越南、柬埔寨、老挝这些国家。我认为,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。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到了世界第二,怎么要求自己的普通劳动力的价格压在柬埔寨、越南、老挝这样的国家水平上呢?

  当年日本的丰田到中国制造,人家也没有说有多大的问题呀。现在已经发展到中国资本输出的阶段了。如果我们把中国劳动力的价格压低在老挝、柬埔寨、越南这样的水平,请问国内的劳资矛盾得有多尖锐,收入差距得有多大?

  这些年来,经济发展的成果是不是合理分享了?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,当然,最近这些年劳动力成本提高比较快,有劳动力供求总量的变化,也有对前些年制度的反弹。改革开放30年间,人均GDP增长了20倍,城镇居民收入只增长了13倍。在这37年中,有30年城镇居民收入低于人均GDP增长。

  看看这30多年的变化,现在工资占GDP的比重、劳动收入或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仍然在全世界是低的,还没有恢复到八十年代初的时候,这个欠帐该还的时候还是要还。对于这个问题,政府要创造一个公正、公平、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,不要既做裁判员,又做市场竞争的运动员。对于企业的主体来说,应该严格的遵纪守法,这两件事是相辅相成的。

  我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够

  最近争论比较大的还是关于工资增长的问题,劳动力成本怎么看?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够。美国的经济增长与工资增长拟合度比较好,中国经济增长和工资增长的拟合度比较差,这说明我们的工资增长还没有和经济的增长同步,没有反映市场灵活的配置。

  如果提高灵活性,企业会根据经济增长的情况,可以调整自己用工的人数和用工数量。揭示的另一个问题是,我们去产能也好,去杠杆、去库存的工作也好,不要养僵尸企业,宁可把失业人员用失业保险、社会保障养起来,也不要在企业内部待业,美国能够做到这样,就是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比较强。2008年,失业率从4%、5%提高到11%。我们的失业率始终是4%、5%,不能反映市场的波动,这是应该注意的问题。

  另外,不要只看到近年来工资提高对企业经营造成的压力,也要看到工资水平提高的积极作用。其实,前一阶段中国过低的劳动力成本掩盖了企业其他成本,比如说土地成本、物流成本、各种交易成本。在劳动力成本过低时,企业有钱可赚,那些成本不在乎。现在劳动力成本要回归了,那些问题就暴露出来了。

  因此,劳动力成本的合理提高,也有利于政府重新审视并改善企业的总体经营环境。当前企业经营困难,主要是产能大量过剩,这不是劳动力成本过高惹的祸,反而是前阶段各地为招商引资过分压低劳动力成本的恶果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,工资水平的提高会倒逼企业改变,推动企业技术进步,从而推动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提高。这已被工业化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所证明。

  在现阶段,经济下行时期,政府可以通过控制最低工资的调整加以一定的约束。但是,市场本身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,是造成劳动力成本快速增加的原因,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,而且对于新阶段经济发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因此,对于政府和市场这两者的关系,需要再深入一步研究,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,把企业和职工等多项因素放进去分析,也许有助于我们把一些问题看得更清楚。

  (作者在2016新兴经济体智库研讨会上的演讲)

  (本文作者介绍: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。)